党的八大到九大的十三年间， 党内“左”倾思想不断滋长， 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严重。个人专断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召开的。当时，全国党的各级组织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仍处于被审查、被监禁的状况。尽管按照八大党章已经大大超过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从当时党内、国内各方面条件来看，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是极其不成熟的。

　　1967年秋，毛泽东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就党的九大准备工作和什么时候召开等问题，在上海作些调查。姚文元很快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假借群众名义，提出召开九大之前要先修改党史的要求。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主持九大筹备工作的领导机构。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全会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名，代表全党2200万党员。在九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由于党组织瘫痪，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大都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组织指定的。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封为大会代表，有的是在确定为九大的代表以后，才赶办入党手续的，造成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向大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把党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即所谓“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对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党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报告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

　　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在讨论过程中，结合实际“斗私批修”，实际上是对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再一次进行错误的批判，迫使他们检讨。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

　　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原党章中党员权利一节，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暗中操纵选举，使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却被排除在外。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   

　　中共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它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实践证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与八大自信开放的风格完全不同，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年代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1969年，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已经持续了10年。这年春天，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苏联边防军几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造成了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逐出入侵者。这使得事态更为激化，上升为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随后调集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国际形势严峻，战争难以避免。马上要召开的九大，备战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由于九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各革委会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协商推荐”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质很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广东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眼看年关将近，还迟迟没有进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结果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问他：“你不想去北京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位代表满脸委屈地说：“眼看快过年了，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猪谁来杀？”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处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这里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这样每个宾馆只需六七次，约半小时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滴水不露，加上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时，国内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这件事情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